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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羊圈四合院老舍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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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京郊旅游网 加入时间:2008-09-09 http://www.jingjia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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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小顶小的小羊圈
进入80年代以后，小羊圈胡同突然变得赫赫有名了。恐怕总有数以亿计的人知道了它的名字。可是小羊圈的老居民们说什么也想象不出，就凭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竟会有这么多的故事。
如今，小羊圈改叫小杨家胡同了。它的西口在北京西城新街口南大街上。单看外表，小杨家胡同的确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它是那么狭小、简陋，以至从它前面路过时，稍不注意，就会忽略它。小杨家胡同真是小，入口处只有一米多宽，除了自行车，别的车辆大概永远不用打算进去。胡同小还不算，它还不直，进了胡同走二十几步就碰墙，连着拐几个九十度的硬弯之后，才能看到一个豁然开朗的小空场。小空场周围分布着七、八户人家。过了小空场又是一个马蜂腰，细而直地往北伸去。到了最北头有一个更大的葫芦肚儿，它的东面便是有名的护国寺的西廊之下了。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里是下等人居住的地方。那时，隔不久，小空场的两棵大槐树下，就有一次集市，集市一过相当安静。夏天，槐树上垂丝而下的绿槐虫在微风中打着秋千，偶尔招来一两个孩子，观看它们的吐丝表演。冬天，寒冷的北风卷着枯叶败草呼啸而过，往每家窗台上送几堆灰褐色细土面儿摞起来的小包包。空场之中，难得看见几个人影。
就在一个最冷的冬日的黄昏，在小羊圈最靠东南角的一个小院里(现在是小杨家胡同8号)，诞生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刚到人世的小生命是那么弱小，又是那么的丑，他一声也没有吭，大人们全忙着抢救他的母亲。年过四十的母亲因为失血过多昏了过去。要不是出了阁的大姐及时赶到，把他抱在怀里温暖着，这个小生命也许就会在寒冷和忙乱中结束掉。大姐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把眼泪洒在了小弟弟的小脸上。这苦涩的泪便是他的人生洗礼。
这位诞生在小羊圈的小男孩就是日后的写北京生活而著称的作家——老舍。当时家人为他起了一个相当喜庆的名字——庆春，表示庆祝早春到来的意思。
14岁以前，舒庆春一直住在小羊圈。他早年丧父，母亲没有奶水，靠往浆子里加一点糕干把他喂大。母亲百般无奈中，常把没有血色的脸贴在他的小脸上，连连吻着他说：“你不会投生到个好地方去吗?”母亲和小姐姐一天到晚忙着替人家做活洗衣服。孤独、寂寞和清苦伴随着他的整个童年，小羊圈和小羊圈东南角上的那个小院子便是他唯一的活动场所。院外的大槐树，院内的石榴树和歪歪扭扭的枣树是他不会说话的好伙伴。他没有玩具，南屋里翻出来的染了红颜色的羊拐子和几个磕泥饽饽的模子成了他仅有的宝贝。小羊圈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深深地溶进他的血液里，以至多少年后，无论在哪里，只要一闭眼，小羊圈和那个小院子就真真地回到眼前。他脑子里从来没出现过紫禁城高大的红墙和整齐的宫殿，代替它们的永远是小羊圈里的破门楼、石榴树和垂丝而下的槐树虫!他永远也忘不了贫苦的童年和可敬可爱而又可怜的亲人。
老舍成了作家以后，曾三次大规模地把小羊圈和诞生了他的小院子写进自己的小说。最早的一次是1937年，小说叫《小人物自述》；第二次是1944年，小说叫《四世同堂》；第三次是1962年，小说叫《正红旗下》。老舍让它们把小羊圈当作地理背景和活动舞台，演出一幕又一幕20世纪上半叶苦难中国的悲壮史剧。
这三部小说都是被公认的老舍先生杰出的作品。这也许出于巧合，也许完全是必然。因为，若换一种幼年生活，很难想象小羊圈是否还会在作家老舍笔下出现。
追忆往事常常能写成好小说。正如老舍先生自己所说：“我们所最熟悉的社会和地方，不管是多么平凡，总是最亲切的。亲切，所以产生好的作品。”
小羊圈和那所小院子里的一个，包括每一间房屋的陈设，在老舍作品里都有详尽的描述。一个掸瓶或一口水缸，放在什么位置是什么样子都有确切交待。也许有一天，作为高层次一种文化活动，人们会有兴趣复原老舍笔下的小羊圈胡同。人们来到这里，脑子里一定会蹦出种种老舍的文字。看见那小水缸，便身临其境地想起这段精彩的记述：“在夏天，什么地方都是烫手的热，只有这口缸老那么冰凉的，而且在缸肚儿以下出着一层凉汗。一摸好像摸到一条鱼似的，又凉又湿。”啊，那将是何等有趣而又特殊的享受啊!
生命的摇篮——创作的源泉
不论是从作品数目,还是从字数上看,可以说,老舍作品的大部分是写北京的。这构成了老舍著作的一大特点。它们的“北京味儿”很浓。
所谓“北京味儿”，大概是指用经过提炼的普通北京话，写北京城，写北京人，写北京人的遭遇、命运和希望。
老舍的代表作，一般公认的有以下几种：长篇小说《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短篇小说：《微神》、《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话剧：《龙须沟》、《茶馆》。这九部代表作，巧得很，全部是写北京的。可以说，老舍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北京的。
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一生67年中在北京度过42年，最后在北京去世。不过，在他从事写作的41年里，大部分时间却不在北京，只有解放后17年是真正在北京度过的。不论是在伦敦，在济南，在青岛，在纽约，他都在写北京。他想北京，他的心始终在北京。
老舍的一个重要文学主张是作品中要有特定的背景，有具体的地点、社会、家庭、阶级、职业、时间。他反对“有那么一回”、“某地某人”式的写法，认为那像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近代小说不应如此。老舍自己的实践是严格遵循了这一主张的。作为这一主张最明显的例证是下面这个事实：老舍作品中的地名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
据笔者统计，在老舍作品中共有二百四十多个北京的真实地名。这种细节上的真实是老舍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的显著特点之一。
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
“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城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写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
《老张的哲学》以德胜门外、护国寺两地为主要地点。
《离婚》以西四的砖塔胡同为主要地点。
《骆驼祥子》以西安门大街、南北长街、毛家湾、西山为主要地点。
《四世同堂》以护国寺小羊圈胡同、土城、西直门外护城河为主要地点。
《正红旗下》以护国寺小羊圈胡同、新街口、积水潭为主要地点。
有趣的是，和老舍作品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北京的西北角这一现象相对应的现象是：老舍本人的早期经历和活动也集中在这一地区。
细细统计一下，在老舍1924年去英国之前，他在北京住过、工作过、学习过的主要地点一共是20处，其中有14处是集中在北京的西北角的。
在清朝的时候，北京的最西北角属于正红旗，北部偏西属于镶红旗。
老舍的父亲是正红旗的护军。老舍熟悉北京的西北角是和他的族籍有直接关系的。
老舍的母亲是德胜门外土城一带的旗人。土城是老舍的姥姥家所在地。老舍家的祖坟也在离姥姥家不远的一个叫明光寺的地方。到姥姥家要出德胜门。上祖坟要出西直门。
他的第一个小学是个改良私塾，在离小羊圈半里多路的正觉胡同的一座道士庙里。
他的第二个小学在西直门大街上，高井胡同对面，以前叫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现拆除)。
他的第三个小学在南草厂街，以前叫京师第十三高等及国民小学(现拆除)。
他的第一个中学在祖家街，是公立第三中学。
他的第二个中学即北京师范学校。由上北师开始，老舍开始离家住校。北师是一个管吃管住管学费甚至发鞋发帽子的一切都公费的学校。当时报名者极多，只择优录取50名。老舍报了名，被录取之后，他才告诉母亲。他太爱读书了，母亲的财力完全养不起一个中学生，老舍考上了北师，他的高兴和母亲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入北师之后的前两年多，学校在西城丰盛胡同(现拆除)，后两年多在西城端王府夹道(现拆除)，老舍始终住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师，被教育局直接派到京师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
以上提出的几处，多数都在护国寺和西直门之间。
京师第十七高等和国民小学地点在东城方家胡同(现为方家胡同小学)，他既在学校办公，也住在学校。
以后，1920年他升任北郊劝学员，他的办公地点在德胜门外关厢北边的华严寺(现德胜门大街122号)。此时他住在北京师范学校附近的翊教寺公寓。
老舍1921年大病过一场，曾到卧佛寺去养病，病好之后搬到西直门大街上的儿童图书馆居住(现西直门大街57号)，以后搬到西四缸瓦市伦敦会基督教堂去住。在那里一边上英文夜校，一边帮教会做些社会服务工作。
1922年秋，老舍正式辞去北郊劝学员的职务，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书。1923年春，老舍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教育会一中和灯市口北京地方服务团工作。北京教育会在北长街(现北长街小学)，所在地以前是雷神庙，它的东北角有一间小北房，是老舍的宿舍。老舍在地方服务团(现拆除)工作时曾到燕京大学(现拆除)旁听英文。
由于有这些经历，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老舍熟悉了护国寺、西直门、新街口、土城；
二、在任北郊劝学员时期他熟悉了德胜门内外、积水潭；
三、在养病时期他熟悉了西山一带；
四、在缸瓦市基督教堂时期他熟悉了砖塔胡同、西安门大街、西四；
五、在教育会时期他熟悉了南北长街；
六、在一中、地方服务团时期他熟悉了旧鼓楼大街。
这些地方日后几乎全都成了老舍作品的主要地理背景，被写进《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正红旗下》。
北京西北角是老舍的摇篮，北京西北角也成了老舍作品主人公的故乡。北京是老舍的创作源泉。
老舍在《想北平》一文中有一段话十分感人：“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他真爱北京。
老舍是爱国主义作家，他的爱国是通过爱北京表现出来的，是通过他爱积水潭的小鱼，爱高亮桥的垂柳，爱顶小顶小的小羊圈胡同，爱祥子，爱程疯子，爱王掌柜，爱祁老人，爱母亲表现出来的。
老舍是由北京的贫民小胡同中生长起来的作家，浑身上下带着固有的特点，就像他多次描写过的北京城墙砖缝中的小枣树一样，土壤、营养都贫乏到极点，可是它依附在母亲——雄伟古城的胸口上，顽强地钻了出来，骄傲地长成了树，从而独树一帜，别具风格，令人赞叹不已。
八方风雨四海为家
从1924年到1949年底，老舍一直不在北京，一别就是25年。在这25年里，老舍在英国住了5年，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在济南住了4年，在青岛住了3年，在武汉住了1年，在重庆和北碚住了7年半，在美国住了3年半。在这25年里老舍成了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成了一个受欢迎的教授，成了一个文学队伍的很有影响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这25年，对中国来说，是革命的年代，是战争的年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老舍是这个大时代的经历者、见证者、描绘者和改造的参与者。在他的笔下，这个大时代是痛苦的，悲凉的，充满了矛盾和磨练，它不可能有别的结局，除了革命。对老舍个人来说，同样的，这25年的经历，也是动荡的，多难的，艰辛的，飘泊不定的，不断探索而终于找到了归宿的，恰如一幅缩小了的时代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1924年以前的25年是作家老舍的预备期和酝酿期的话，那么，1924年以后的25年，则是作家老舍的成长期和成熟期。
老舍到英国之后，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教英国人说“官话”和念“四书”，任期五年。住了不到半年，由于思乡、模仿、暴露和说理四种冲动的催促，他拿起笔，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手稿寄给上海《小说月报》，由1926年第7号开始刊登，一气连载半年。第1期上署名“舒庆春”，由第2期起改署“老舍”。从此，老舍的名字便和流畅的白话文，生动的人物形象，深刻的讽刺，风趣的幽默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使文坛耳目一新。一年之后，《老张的哲学》合印成单行本，销路很好，轰动一时。
在伦敦老舍先后住过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巴尼特(Barnet)的卡纳旺街(Car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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